2025年年末，澳大利亚与日本两大亚太经济体央行在同一时间窗口内做出方向迥异的决策——澳洲联储维持利率、终结宽松周期，日本央行敲定12月加息、开启政策收紧。二者决策既受自身基本面驱动，又共享通胀核心锚点，且面临政策路径不确定性的共性困境，其联动性与差异性勾勒出年末亚太货币政策的复杂格局。通胀是两大央行政策调整的共同核心诱因，但基于各自经济体痛点，二者采取“维稳观望”与“主动加息”的差异化应对。

澳洲联储：通胀回升终止降息，维稳缓冲政策滞后性

2025年2月以来，澳洲联储累计降息75个基点，但下半年通胀意外回升打破进一步降息预期，年末会议终决议维持现金利率3.60%。尽管央行认为部分基础通胀回升属暂时性，且月度CPI新序列参考价值存疑，但数据已显现通胀广泛回升的持续性，这成为终结宽松周期的关键依据。此举同时兼顾政策滞后性：年初以来的宽松环境尚未完全传导至需求、价格与工资端，贸然加息或冲击复苏中的私人需求（消费与投资双增）；而维稳既能观察通胀持续性，也能借利率预期回转平抑房市过热。

日本央行：通胀叠加日元疲软，加息破解双重压力

日本央行加息同样锚定通胀，更叠加日元疲软困境——日元跌至10个月低点引发干预威胁，通胀高企冲击政府支持率，这一压力成为行长植田和男说服反对加息的首相高市早苗的关键。相较于澳洲联储的“观望式应对”，日本央行主动加息25个基点至0.75%（三十年新高），既缓解输入性通胀，也借实际利率提升稳定汇率。此举更肩负政策正常化使命，是植田和男消解前任激进刺激遗留问题的关键，与澳洲联储“缓冲政策滞后性”目标形成鲜明差异。

两大央行政策落地均需突破制约，但核心差异在于“经济数据依赖”与“政治诉求平衡”，这直接决定政策推进节奏。

澳洲联储：锚定经济数据，谨慎应对不确定性

澳洲联储决策全程锚定数据，无明显政治博弈。制约点集中于三重数据不确定性：一是通胀数据有效性（月度CPI新序列参考价值存疑）；二是劳动力市场矛盾（失业率上升但未充分利用率低、招工难与单位劳动力成本高企并存）；三是私营部门动能超预期回升或加剧产能压力。为此，澳洲联储明确“需随数据更新前景判断”，将决策与全球经济、国内需求、通胀及劳动力市场数据深度绑定，凸显“数据依赖型”货币政策特征。

日本央行：突破政治阻力，话术铺垫促落地

日本央行加息则是精准的政治平衡术——首相高市早苗曾直言加息“愚蠢”，政府历来主张宽松，消除政治阻力是植田和男推进加息的核心前提。植田和男通过三层动作破局：一是借日元疲软与通胀压力，在11月18日非惯例会晤中说服首相认可“逐步加息实现物价软着陆”；二是推动财务大臣片山皋月表态支持政策“逐步调整”，扫清内阁障碍；三是12月1日演讲中赞扬高市早苗推崇的“安倍经济学”，夯实政治基础。这种“先破政治阻力再推操作”的逻辑，与澳洲联储“数据驱动”形成鲜明对比。

政策路径的共性困局：不确定性下的市场预期博弈

尽管政策方向不同，两大央行均面临政策路径模糊的共性困境，且困境直接传导至市场，引发长期预期博弈，不确定性引发差异化市场反应。澳洲方面，利率预期回转对冲房市过热，货币市场利率与国债收益率回升逐步改变宽松环境；日本方面，央行与政府“不稳定休战”令债市承压，投资者关注点从“是否加息”转向“后续步伐”，野村证券指出，植田和男若无法明确持续加息信号日元或再跌，若暗示稳步加息又引发政府紧张，陷入沟通两难。

短期来看政策预期清晰，澳洲联储宽松周期终结，市场预期若通胀持续明年2月或加息；日本央行12月加息25个基点至0.75%已成定局，市场定价概率达80%；长期则存显著不确定性，澳洲联储核心疑问是“通胀持续性能否支撑加息”及私营部门动能回升是否加剧产能矛盾，导致紧缩程度不明。日本央行困境在于长期加息路径传达——名义中性利率估算区间1%-2.5%，市场（2027年中期预计1.5%）与政府顾问（建议0.75%维持至2027年）预期分歧大，模糊性抑制长期债券投资热情。

亚太货币政策分化的联动启示

两大央行年末操作，本质是亚太经济体“后宽松时代”的差异化试水：澳洲联储是“通胀回升+政策滞后”下的谨慎观望派，决策重内部数据平衡；日本央行是“汇率压力+政策正常化”下的主动收紧派，操作需兼顾政治博弈与市场预期。这种分野既反映亚太经济体基本面差异，也为区域资本流动、汇率走势及资产定价提供新锚点，更预示2026年亚太货币政策将进入“分化与联动”的复杂阶段。